在许多人的心目中，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搜寻、列举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发明和成就，就是寻找“中国的世界第一”。或者说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而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列举了那么多的“中国的世界第一”，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，说我们中国人了不起，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。其实，多年来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了这种印象并不正确，我们误读了李约瑟的学术意义。
我们的误读包括两方面：第一，对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和结论进行筛选，只引用合于己意的，而拒绝不合己意的，甚至歪曲后引用。这种误读大多是故意的。李约瑟在研究中大量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，但这一点很少被我国学者注意到。他身为西方人，又在西方研究中国科技史，因此他的眼界宽广得多，他的论述中经常能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，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“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”之病。比如，他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可能受到巴比伦天文学的很大影响，但国内许多学者不喜欢他的这种“西来说”的观点，所以不予理睬。第二，也是更严重的，是从整体上误读了李约瑟后半生工作的学术意义。这种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。李约瑟的巨著确实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，然而他带给中国人民、带给中国学术界最宝贵的礼物，却是用他的著作架起来的一座桥梁———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。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，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才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。
（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2001年第1期江晓原 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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